一個救命的電話
心情持續沉重。
通常人們會問:為什麼?我也不知道。有時情緒是不需要原因就出現的。即使有原因,也是日積月累,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隨著工作不如意,失去成就感,人們會懷疑自己的價值,很正常。
我們渴望被認同。這是群體動物的遺傳共同點,因為在混亂的非文明時期,獨立個體無法生存。在群體中,我們都扮演不同角色,和別人建立一些聯繫,發揮一些功用,貢獻一些才能。而我,最近又害怕這種聯繫,因為我覺得自己對別人來說,是沒有價值的。
你可能以為我是無所事事的廢青,那要看看是什麼角度。
我有一份全職工作,幫別人做股票投資。最近市況不穩,投資策略轉為保守被動,除了研究一些有機會被低估的上市公司,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以做。我在疆屍公司工作,如其他有歷史的本地公司一樣,在商業區的甲級寫字樓,租了整層的辦公室,靠吃老底過活。創辦人退了休,後人掛名當管理層,去了追逐個人夢想。我作為一名小員工,價值何在?我也不知道,反正公司不會發展,也不會倒閉。曾經,我抱著一份熱血投身金融界。兩年過去,我覺得自己的能力,並不是市場所需要的。
幾天前,收市不久後我離開辦公室,看了套《移動城市:致命武器》,天就黑了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經過了一片工地。香港這兩年的工程項目,比我離開工程界時還要多。雖然說十大基建都到了尾聲,但政府將基建工程作為利益輸送和拯救經濟的唯一工具,工程界的從業員就像十年的前騰訊,得到了政府的保護傘,繼續這場貪婪的盛宴。
你們可能有所不知。兩年前,香港最大的食水處理廠擴建工程,有三個準備足球場大,十多層樓深,造價四十億,擴建後能供應香港一半人口的食水。今年呢?隨便幾層政府辦公室大樓的建造工程,索價十幾億。莫說今年年中立法會批出的所謂的民生工程,一條五百多米連接鐵路站的天橘索價十八億,當中的水份到底有多高呢?
為了生活,應不應該回到工程界,做既得利益者,做經濟體的吸血蟲,幫助政府將資源投放到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的基建,但又拿著不愁吃穿的薪水,而且可以做自己喜歡的股票投資呢?
突然,一位認識十年的朋友打電話來。她很少直接打電話的,但有著白羊座率直性格的她,用高八度而且不知哪來的能耐說:「沒什麼丫,就是打來看看你怎樣!」然後我開始了向她訴苦,說自己沒有存在感,不被重視。想保持品格高尚,不與既得利益者同流合污,又想有不錯的收入,在這個社會實在太難。
那種感覺像被夾在兩個對立面中,被無數鋒利的銳器滾壓著,但又無法休克暈去,直至血液流乾。
通常人們會問:為什麼?我也不知道。有時情緒是不需要原因就出現的。即使有原因,也是日積月累,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隨著工作不如意,失去成就感,人們會懷疑自己的價值,很正常。
我們渴望被認同。這是群體動物的遺傳共同點,因為在混亂的非文明時期,獨立個體無法生存。在群體中,我們都扮演不同角色,和別人建立一些聯繫,發揮一些功用,貢獻一些才能。而我,最近又害怕這種聯繫,因為我覺得自己對別人來說,是沒有價值的。
你可能以為我是無所事事的廢青,那要看看是什麼角度。
我有一份全職工作,幫別人做股票投資。最近市況不穩,投資策略轉為保守被動,除了研究一些有機會被低估的上市公司,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以做。我在疆屍公司工作,如其他有歷史的本地公司一樣,在商業區的甲級寫字樓,租了整層的辦公室,靠吃老底過活。創辦人退了休,後人掛名當管理層,去了追逐個人夢想。我作為一名小員工,價值何在?我也不知道,反正公司不會發展,也不會倒閉。曾經,我抱著一份熱血投身金融界。兩年過去,我覺得自己的能力,並不是市場所需要的。
幾天前,收市不久後我離開辦公室,看了套《移動城市:致命武器》,天就黑了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經過了一片工地。香港這兩年的工程項目,比我離開工程界時還要多。雖然說十大基建都到了尾聲,但政府將基建工程作為利益輸送和拯救經濟的唯一工具,工程界的從業員就像十年的前騰訊,得到了政府的保護傘,繼續這場貪婪的盛宴。
你們可能有所不知。兩年前,香港最大的食水處理廠擴建工程,有三個準備足球場大,十多層樓深,造價四十億,擴建後能供應香港一半人口的食水。今年呢?隨便幾層政府辦公室大樓的建造工程,索價十幾億。莫說今年年中立法會批出的所謂的民生工程,一條五百多米連接鐵路站的天橘索價十八億,當中的水份到底有多高呢?
為了生活,應不應該回到工程界,做既得利益者,做經濟體的吸血蟲,幫助政府將資源投放到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的基建,但又拿著不愁吃穿的薪水,而且可以做自己喜歡的股票投資呢?
突然,一位認識十年的朋友打電話來。她很少直接打電話的,但有著白羊座率直性格的她,用高八度而且不知哪來的能耐說:「沒什麼丫,就是打來看看你怎樣!」然後我開始了向她訴苦,說自己沒有存在感,不被重視。想保持品格高尚,不與既得利益者同流合污,又想有不錯的收入,在這個社會實在太難。
那種感覺像被夾在兩個對立面中,被無數鋒利的銳器滾壓著,但又無法休克暈去,直至血液流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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